中国古代的孝很复杂，根据《孝经》中的分类，有以下几种：帝王之孝、诸候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人之孝、庶人之孝。
孝对一个人的要求，根据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不同，也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诸候孝、卿大夫之孝，更强调他们要忠于职守，上要忠于帝王下要爱护治下的百姓，即所谓的“忠”的成份更多些，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孝敬父母之“孝”根本就是两回事。
还有“士人之孝”中除了忠于君上之外，还要求他们对朋友要诚实守信。
即使是与“孝敬父母”中的“孝”很相近的“庶人”之孝，也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孝不是顺从父母，而且要以“义”为标准，合乎道义的才能听，不合乎道义的就要据理力争，就要去阻止，“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至于后来，统治阶层片面的强调了孝中的服从与忠顺，以至达到无原则的地步，则是大大违背了《孝经》中的精神了。
《孝经》中的绝大部分由于社会的发展并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但其中仍有些积极的部分应当予以发扬。
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忠孝节义向来被认为是是中华传统美德，其中孝占有重要位置。万恶淫为首，百善孝行先，这也是流传甚广的古训。
中国的传统道德分得很细，孝主要是针对子女而言的，悌是针对兄弟而言的，贤是针对媳妇和女婿而言的，等等。一般来说，表彰子女是用孝顺；表彰媳妇女婿则用贤惠。
在封建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要求非常苛刻。女子在家要从父，出嫁要从夫，夫死要从子，所谓三从。女子出嫁做了人家的媳妇，最重要的是一个贤字，就是要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敬重姑嫂，助夫或者代夫行孝。如果做得好，就会被认为是贤能，贤慧，贤惠，贤德，贤良，是所谓贤内助。在中国风俗中，有些孝行，是必须由子女来做的，媳妇往往没有资格。例如出殡时走在前面的孝子，必须是儿子而不能是媳妇。
《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是孝子，而刘兰芝则是贤媳。越剧〈碧玉簪〉中着重表现的也是李秀英的贤惠。所以表彰媳妇，要用贤，而不宜用孝。特别是有儿子存在情况下，表彰媳妇用孝而不是贤，会让人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这就是中华文化微妙之处。
在现代社会，我国的法律只对子女规定了赡养的义务，而没有对媳妇和女婿做要求。相应的，子女对父母有法定继承权，媳妇和女婿对公婆和岳父母则不具有法定继承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媳妇和女婿就可以不孝顺公婆或岳父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赡养双方父母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
要说中国旧的道德，虽然博大精深，却也糟粕并存。以孝来说，什么是孝，并无一定的规范和标准。自古流传下来的24孝图，曾经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重要材料，但是其中宣传传的事迹，差距实在太大，有的似乎很容易做到，例如陆绩怀桔；有的可能让人想入非非，例如董永卖身葬父，竟然有仙女主动投怀送抱，真是艳福不浅；有的则让人望而生畏，根本不敢去学也不可能做到，例如卧冰求鲤之类。对此鲁迅曾有过深刻的批判。
中国的文人，总喜欢走极端。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极左。宣传孝的行为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总得要让人能够学而且可以学才行吧？普通人遇不到也做不到的事，宣传了有什么用呢？这种极端化，就形成了吃人的封建礼教。
浙江有个曹娥江，是因孝女曹娥投江寻父而得名的。曹娥之父盱，因龙舟竞渡溺于江中，尸不得见，娥投江自溺求父尸，数日后女尸抱父尸浮起于滔滔江面，曹娥遂以孝女闻名。女儿投江寻父尸父女双亡已是很极端了，可是这还不算，岸上竟然还有有人说风凉话的，说一个年青女子抱着个老头儿，成何体统？乌乎！于是女尸与父尸又复沉于水，等再浮起时，已是女背负父尸了！
中国历来就有这么一种惯用极左思维杀人的人，至今不绝。就说宣传孝吧，非要找那种极端的例子，一般人不可能遇到，也不可能做到，有何意义？别人学不了不学也就算了，对当事人来说，他以后怎么做人？他现在这样不也是没办法嘛？他愿意过这样的苦日子吗？，以后他的日子还过不过了？如果条件好转了，不这样过了，和普通人一样了，是不是就不是先进人物了？
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看来，古人对孝似乎有三条标准。查这三条标准是：“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白话解释就是：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
这三条标准，倒是一点也不极端，一般人都可以做到，而且在现在也有现实意义。无后为何是不孝？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无非是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人口生产是社会成员的权利也是义务，历史上很多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过鼓励人口生产的政策。因此延续后代，保存基因，不仅对家庭十分重要，对社会也有重要意义。当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要做到这一点，是毫不困难的。
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种不孝现在恐怕不存了，没有人还会这么清高，有官不当，让自己的父母跟自己受苦不用说了，让自己和老婆吃苦也不会愿意吧？
不要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一条不仅可以做到，而且十分有意义，不仅对父母，对朋友，对同事，对上级，都应当如此。近来网上不少人对父母官进行批评规劝，可谓一片孝心，这倒是应当大大提倡的。当然，父慈才能子孝，如果父母自己不好，就不能怪子女不孝了，故自古也有大义灭亲之说。只希望父母官不要把子民们的一片孝心当成驴肝肺也。
如果现重编二十四孝，在下认为，那位规劝父亲不要包二奶的女儿可以算一个，死后为母守坟的许世友将军可以算一个，论坛上“替父申冤”网友可以算一个。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北京现在常用“马虎子”这一句话来恐吓孩子们。或者说，那就是《开河记》上所载的，给隋炀帝开河，蒸死小儿的麻叔谋；正确地写起来，须是“麻胡子”。那么，这麻叔谋乃是胡人了。但无论他是什么人，他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不过尽他的一生。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这些话，绅士们自然难免要掩住耳朵的，因为就是所谓“跳到半天空，骂得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而且文士们一定也要骂，以为大悖于“文格”，亦即大损于“人格”。岂不是“言者心声也”么？“文”和“人”当然是相关的，虽然人间世本来千奇百怪，教授们中也有“不尊敬”作者的人格而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好”的特别种族。但这些我都不管，因为我幸而还没有爬上“象牙之塔”去，正无须怎样小心。倘若无意中竟已撞上了，那就即刻跌下来罢。然而在跌下来的中途，当还未到地之前，还要说一遍：——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细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在书塾之外，禁令可比较的宽了，但这是说自己的事，各人大概不一样。我能在大众面前，冠冕堂皇地阅看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触犯天条的，即使半语不合，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当的报应。这所报的也并非“睚眦之怨”，因为那地方是鬼神为君，“公理”作宰，请酒下跪，全都无功，简直是无法可想。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
阴间，倘要稳妥，是颂扬不得的。尤其是常常好弄笔墨的人，在现在的中国，流言的治下，而又大谈“言行一致”的时候。前车可鉴，听说阿而志跋绥夫曾答一个少女的质问说，“惟有在人生的事实这本身中寻出欢喜者，可以活下去。倘若在那里什么也不见，他们其实倒不如死。”于是乎有一个叫作密哈罗夫的，寄信嘲骂他道，“……所以我完全诚实地劝你自杀来祸福你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第一是合于逻辑，第二是你的言语和行为不至于背驰。”
其实这论法就是谋杀，他就这样地在他的人生中寻出欢喜来。阿尔志跋绥夫只发了一大通牢骚，没有自杀。密哈罗夫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这一个欢喜失掉了，或者另外又寻到了“什么”了罢。诚然，“这些时候，勇敢，是安稳的；情热，是毫无危险的。”
然而，对于阴间，我终于已经颂扬过了，无法追改；虽有“言行不符”之嫌，但确没有受过阎王或小鬼的半文津贴，则差可以自解。总而言之，还是仍然写下去罢：——
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人之初，性本善”么？这并非现在要加研究的问题。但我还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桔”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这玩意儿确是可爱的，北京称为小鼓，盖即〖上兆下鼓〗也，朱熹曰：“〖上兆下鼓〗，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则旁耳还自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了。
那时的《二十四孝图》，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儇所画的本子，叙老莱子事云：“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大约旧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然而在较古的书上一查，却还不至于如此虚伪。师觉授《孝子传》云，“老莱子……常衣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太平御览》四百十三引）较之今说，似稍近于人情。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说明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象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现在想起来，实在很觉得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行。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
何况现在早长大了，看过几部古书，买过几本新书，什么《太平御览》咧，《古孝子传》咧，《人口问题》咧，《节制生育》咧，《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界》咧，可以抵抗被埋的理由多得很。不过彼一时，此一时，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