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命伦理学面临着众多纷繁复杂的伦理问题,在临床医疗活动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医患关系,这在目前的中国尤为突出。实际上,医患关系在历史上始终是生 命伦理学所关注的内容,只不过随着现代社会人权观念的日益增强,以及社会、经济、卫生政策等重大改革,医患关系的矛盾更为凸现而已。在历史上,患者一方作 为医疗活动中的弱势群体,历来是以顺从的角色求助于医生,把自己的生命健康托付于对方。无论是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还是中国历代的“医圣”,都对病人怀着 “仁慈”、“恻隐”之心,尽其所能为患者治病,但作为医生这一方,往往带有浓厚的家长色彩或“君医”的味道,居高临下,言出必随,不容患者置疑或置喙。现 代的医患关系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患者在求医中开始强调自主权、知情同意权,并注意对自己的身心健康负起责 任;而习惯于主动、支配方式的医务工作者,因观念、思维定势以及诸多复杂的内外原因,往往不能适应患者一方的合理要求,同时也很难在短时间中找出医患双方 都能接受以及和谐相处、密切配合的良好模式,于是,医患关系出现紧张局面是很自然的事。毋庸讳言,在这样的局面下,医务人员中有少数人满怀怨气,不是把原 因归诸现行的卫生政策与机制,就是对病人的自主权提出异议。病人究竟该不该有自主权呢?该不该维护自身的生命健康权利呢?这很值得思考与讨论。不仅如此, 目前医患双方的关系还扩展到了非医学的范畴,诸如面对孕妇这一非病人的特殊对象,以及日常的体检、美容等服务活动,其中也不时地会产生类似的伦理问题。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手段、设备的更新,在与人的生命活动各阶段密切相关的医疗实践中,伦理、社会、法律等问题层出不穷,如 “试管胚胎”养育的婴儿长大后寻找生父的权利问题,由其他人工生殖技术诞生的后代是否享有各种相关权利的问题,人体器官、精子、卵子等的出售,子宫的“出 租”等商业化倾向问题,器官移植的受者的身份认定问题,寻求胎儿优生与流产的问题,脑死亡条例的制定及实施的问题,安乐死与临终关怀问题等等,许多仍是争 论不休,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与研究。近几年,克隆人、人类基因组研究中与疾病治疗、遗传服务、人体实验等相关联而引发的诸多问题更是引起全球的 关注。科学家声称: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生命科学的进展,生物技术的应用,不仅向人类展现了更美好的希望曙光,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伦理难题,给生 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正因为这样,在对具体问题进行伦理判断,在对有关的准则、规范展开争议之际,着重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及其功能本身做一番认真的思考,以及对其建设寻求强有 力的理论支撑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美国学者古尔德所言:确定“应该是怎样”的前提条件必须依靠其逻辑的连贯性,以及对前提条件存在的原因进行哲学的研究 [1]。这意味着不仅有必要梳理出生命伦理学内在的具有逻辑关系的若干层面,而且还十分需要依赖道德哲学和生命哲学的研究,以此去确立理论基础,从而进一 步观察和分析各种价值判断的冲突。最近,我国学术界曾展开一场关于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讨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