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问题是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而这个哲学问题又集中在对死亡的看法上，对死亡的态度恰好是对生的态度的反证。惧怕死亡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患得患失，忧虑重重；而不怕死亡的人才能乐观进取，力争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无限的事业。
周恩来对死亡的态度非常理性，也非常超脱。他认为，死亡是人生的自然法则，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拼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进取，拼命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不害怕死亡，不企求生命的重复，他唯愿有限的生命迸发出最大的光和热。如果把周恩来的人生观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尽心尽力”的原则，有义务有能 力去做的，就一定去做，争分抢秒地去做。尽心尽力了，就不枉为一生，就不会留下什么遗憾。周恩来给世人的印象是，他像负重的“牛”，像一架不断运转的“机 器”，将身体和精神之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正如他所崇拜的偶像诸葛亮一样，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给历史留下的是一个尽职尽责、辛勤劳作的“宰相”形 象。
1975年9月，距离逝世不到半年，周恩来接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宾主寒暄之后，话题自然地转到主 人的健康上来，周恩来开玩笑着却言辞令人辛酸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还欣慰地说： “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充分相信， 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显然，他觉得把“接力 棒”传给邓小平，是他最后的“尽心尽力”，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因而可以直面马克思的请帖了。
许多同志和亲友为周恩来不久于人世感到痛惜，而周恩来则以自然法则和异乎寻常的超脱来安慰他们。有次，他躺在病榻上同侄女周秉建通电话，周秉建对他的 身体忧心忡忡，但周恩来却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周秉建后来说：“在那些无法与伯伯见面的日子里，我在西花厅曾经和伯伯通过电 话，伯伯还是那么坦然达观，反倒做起我的工作来，要我正确地对待生与死。他说：共产党员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还不够吗？天有不 测风云嘛！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
与众不同的是，周恩来在嘱咐自己的后事时，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认为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其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周恩来彻底回到了他的本真状态，但他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永不消蚀的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