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瑛，女，字紫英，别号万柳夫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二十日生，安徽桐城人。父吴康之，号鞠隐，历任山东宁阳、禹城等县知县，工书善 诗，有《鞠隐山庄诗集》传世。堂叔吴汝纶，系清末桐城派文学家。吴芝瑛自幼聪慧异常，及长，博览群书，尤嗜唐宋诸大家诗文和各家法贴，虽严寒酷暑未尝释 卷。她承家学，工文章，尤擅书法。早年在家乡有“诗、文、书”三绝之誉。

光绪十一年(1885年)，吴芝瑛出嫁到无锡，与江南名士廉泉(南湖)结为夫妇。光绪二十四年随夫移居北京，未见即闻名京师，慈禧太后亦曾召见。

光绪二十六年的庚子之役后，清政府为赔偿巨额培款而横征暴敛，百姓受苦。吴芝瑛上书清廷，倡导“国民捐”，主张“产多则多捐，产少则少捐，无产则不捐”。此举刺痛了达官贵人，招来非议。

光绪二十九年，她在京结识了与之为邻的女侠秋瑾，并结为金兰之交。吴家藏书丰富，诸凡法国罗兰夫人的著作、俄罗斯苏菲亚的传记、陈天华的《警世钟》、孙中 山与章太炎等革命家著述均有收藏。秋瑾在吴家“凡新书新报披靡不披览，以次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刺激也渐深。”吴芝瑛一直支持秋瑾从事妇女解放和反清斗 争。在一次聚会中，她挥毫题写了一副对联赠与秋瑾：“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世纪新元。”光绪三十年， 秋瑾离家出走，东渡日本，临行前，她特在北京陶然亭为她饯别，以壮行色。

光绪三十年，她力劝丈夫不屈事清廷，辞职南归。于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隐居，她自号“万柳夫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农历六月初六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凶讯传来，她悲痛欲绝。秋瑾牺牲后10天，她不顾个人安危，愤笔写了《秋女士传》，又撰 述《记秋女士遗事》，向世人介绍秋瑾生前的革命活动，并表示愿以身家生命保秋氏家族。当时清廷有诏令，族人中谁收葬秋瑾，谁就要被杀头。

七个月以后，吴芝瑛得知秋瑾的棺材还没有安葬，便与秋瑾生前的盟友徐寄尘女士相约，两人冒雪渡过钱塘江，赶到绍兴，拾殓烈士遗骸，并雇了一只小船，将秋瑾 烈士的遗柩秘密运到杭州，葬在西湖岳王坟前面的西冷桥畔。徐寄尘撰写墓表，吴芝瑛手书勒石，她俩在墓前哀读祭文，悲痛欲绝。此外，她和丈夫还在秋瑾就义处 轩亭口建立“风雨亭”，在杭州南湖小万柳堂别墅内建立“悲秋阁”，以志哀悼。

那次，吴芝瑛赴绍兴受了风寒，且因哀伤过度，回无锡后就患病，病中不断呼喊“秋瑾妹妹！”她的丈夫“锡山才子”廉南湖为了安慰病妻，特地请了无锡著名画家吴观岱画了一幅“西冷寒食图”，挂在吴芝瑛床头，寄托哀思。

吴芝瑛与徐寄尘义葬秋瑾，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清廷十分震怒，清御史常微请平墓毁碑，捉拿吴芝瑛、徐寄尘。此时吴芝瑛正在上海住院治病，不少人为她担 心，劝她暂不出院以避风头。吴芝瑛却无私无畏，立即抱病出院。她说：“我光明磊落，愿与秋瑾妹一样，含冤一死。”并给两江总督端方写信说：“是非纵有公 论，处理则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

当此时也，清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朝廷上下，假惺惺地鼓吹立宪、尊重民意。在这种环境气候下，苏、浙两省社会人士，对清廷下令捉拿吴芝瑛事，舆论大 哗。认为吴芝瑛义肠侠骨，营葬烈士出于人道主义，并未违犯法度。曾与芝瑛有过交往的美国人麦美德女士，在上海也为吴芝瑛鸣不平。这时清政府正准备欢迎美舰 访华，特赶制了一千只银杯送给美舰官兵作纪念品。麦美德利用这一机会，于1908年10月20日，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现在清政府正要把一个仗 义的女子从病院赶入牢狱致死，尊重女权的美国官兵，难道还愿收这批纪念银杯吗？”

清政府逼于中外舆论，收回了严办吴芝瑛的诏令。但埋葬在杭州西冷桥畔秋瑾烈士的墓已被清廷诏毁，灵柩仍由秋瑾之兄运回绍兴，后移葬于湖南湘潭。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先生下令，才将烈士遗骨重新归葬西湖。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告捷。不久上海民军组成，吴芝瑛慷慨疏财，以助粮饷，并致书上海女子北伐队司令陈也月请缨，继而写了《从军乐》六章，气势磅礴，传诵一时。清朝覆灭，民国肇始。

不久，衰世凯窃得国柄，爬上了总统宝座。吴芝瑛于江苏独立后的第七天即挺身而出，投入反袁斗争。在致袁世凯的《上袁氏万言书》中，揭露他假共和之名面行专 制之实的行持径，痛斥他种种罪行。她向袁发出警告：“公朝去，而吾民早安；公夕去，而吾民晚息；公不去，而吾民永无宁日。”

吴芝瑛生前即被人视为奇女子。她在原籍桐城拥有田地、房舍遗产极多，她毅然全部捐赠，在家乡办了一所以父名命名的鞠隐学堂(后改称鞠隐小学)。她还不惜变 卖家藏董其昌手书《史记》真迹全部，以数干金赎出误入妓院为娼的良家女子李频香，并结为诗友。她对救济妇孺的慈善单位的捐助，亦不在少数。

她晚年为沉疴所困，家境甚窘，沪上小万柳堂已变卖易主，仍回无锡城中故居栖身。民国23年3月1日，病逝于无锡，终年66岁。